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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采取可行性分析之时，尽管行政机关可能对何为大规模停业等问题保有裁量权，但可行性分析本身可以提供足够的相关信息，供监督者审视。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事件应对的领导、组织、协调、指挥等工作。关 键 词：软法 硬法 混合治理 法治 行政规则 新型冠状病毒 公共领域的软硬法混合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更被认为是应当采取且推广的规范模式。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制定的软法规则也会因行政机关的权威，而产生事实上成为公众行为指引，并形塑经济社会秩序的效果，故适当的程序也有助于提升软法规则的质量与能力。《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60)这一现象在软硬法混合治理中并未有明显改善，根由就在于长期未采取本文所提的规范进路。例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在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时明确指出，该指引是为指导合理使用医用防护用品而制定，是请参考使用的。故传统法治对此甚少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会出现较大问题的。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暴发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治理工具的使用，为再次细致观察和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良机。国务院国发[2004]10号《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要‘程序正当，‘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与以往集中讨论的司法领域相比，在立法领域存在更多社会科学与法教义学，特别是与宪法教义学合作的空间。
是宪法作为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耦合，决定了本来只是政治过程的立法，被决定性而非选择性地纳入了法教义学的功能空间之内。[4][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许杨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页。在凯尔森所构想的用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审查立法的模式下，合宪性审查/宪法解释就必然是融合了法和政治的过程。宪法委托的对象只是法律，而且只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形式意义上的法律。
因此，尽管对话颇有效果，但笔者并未附议对话发起者侯猛的建议，没有很快组织第二次对话。近代主权观念出现后，立法者很快就成为了主权者，成为了不受限制、不可分割的永恒主权的载体。
在布朗案中，以黑人律师马歇尔为首的律师团提交了《种族隔离的效果与取消隔离的后果：一份社会科学报告》，这份报告由32名社会科学家署名，其共同结论是，强制的种族隔离教育带有黑人较为劣等的社会烙印，对黑人孩童造成自卑、自我愤恨的心理伤害，因而影响其学习的成效感谢奚若晨同学在资料和论证上的帮助。[46]Vgl. Michael Kloepfer, Umweltschutz als Verfassungsrecht: Zum neuen Art.20a GG, Deutsches Verwaltungsblatt (DVBl)1996, 73, 73. [47]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载《法学家》2018年第3期。[21][德]温弗里德·哈塞梅尔：《处于科学知识与司法实践中的教义学》，陈昊明译，载李昊、明辉主编《北航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37]参见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立法者作为宪法的遵守者，首先要履行不违反宪法的消极义务，但宪法对立法者还提出了制定出最可能好的规范的诫命。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主张宪法教义学要走向立法，在关注消极的边界控制之外，更应该使宪法教义学具备立法的积极的内容形成功能，通过对宪法规范的充分阐释建构，为立法者具体化宪法提供可资借鉴的专业意见和知识后援。宪法教义学于此要发挥作用，让立法者从有宪法可依走向有宪法法理可依。
在支持立法目的的事实和不支持立法目的的事实之间的立法者的权衡，从宪法教义学的角度，是比例原则的衡量，而其衡量结论的得出，则实质上可能依赖社会科学的分析。其中最低的条件是确定创设低位阶规范的组织和程序，更进一步则是确定这一规范的内容。
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宪法委托。实证研究的素材，为立法的内部证立（internal justification）提供经验性小前提内容的确认，至于规范性的大前提，则仍然需要通过宪法教义学的价值判断导出。
现代宪法以人民主权和自然权利为基础，以实现对政治统治的有效法律约束为目标。立法者如何将此类数量、内容都相当丰富的条款转化为法律，也需要宪法教义学的助力。而在现代成文宪法下，立法者却同样是规范的遵守者。传统的法教义学主要是指向司法的。或者说，不是出于部门法教义学的逻辑，而是出于宪法教义学的逻辑。宪法委托条款的存在，意味着立法者应当借由对宪法的体系化解释来确定所要制定的法律的具体内容，宪法教义学于此发挥着立法内容形成的功能。
法教义学可称向内求解脱，通过将法学的功能限缩于指向具体法律争议解决的实定法的解释和体系化，来确立自身规范科学和实践科学的独立品格。此外，由于两种进路都有很强的舶来色彩，尚未在本国的法律实践与法学研究中充分应用，依托本土语境对二者潜力的评估尚难充分进行，使得二者实际上都是过早遭遇了对方并陷入了错位的论争与批判。
国家目标条款是对国家课以持续地重视或实现特定任务及目标的义务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宪法规范。法学是针对现行有效法律的解释和体系化工作，立法相对于法教义学是前提和基础，因而大体是存而不论的。
当然，不能否认社会科学在描述性立场之外，也具有规定性的成分。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
[62][德]托马斯·维滕贝格尔：《德国视角下的基础研究与教义学》，查云飞、张小丹译，载李昊、明辉主编：《北航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1]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147页。而经验研究者，一旦完全脱离了内在参与者的视角，其观察也就丧失了法学研究的品格。[17]侯猛：《法律的经验研究范式：以规范研究为参照》，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
社会科学的经验性、描述性的事实研究，与法学的规范性、评价性目标之间存在鸿沟。宪法规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依据宪法进行的解释，很难被维持在法适用的界限内。
司法裁判和行政决议在适用这些一般规范的过程中创设出个别规范。法官和立法者在建构法律的努力中是而且必须是紧密结合的，以至于他们或多或少具备相同的理性并解决相似的问题。
法教义学对立法的意义无非是跟随和助成：法教义学可视作立法对整个世界建立法律秩序的帮手——虽非盲目但绝对是忠诚的帮手，这个帮手即使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也都是为该法律秩序着想。既然也是实质上是，为什么不能就是？换言之，既然在立法事实的认定上，进而在立法裁量上，必然是要依靠社会科学的，那么仍然赋予其受宪法教义学约束的外观，是否是必要的，是否只是掩耳盗铃？这里涉及从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到法学的规范性评价之间的关键性跃迁。
效力最弱的宪法委托是对立法者的一种指导原则，要求其立法时需考虑的方针式的建议，如宪法中的民主国、共和国、社会国等原则。在立法领域，社科法学与（宪）法教义学有着明显的合作可能。而立法则通过适用宪法创设了一般法律规范。[64][美]爱德华·L.拉宾：《法学交叉学科研究与法学方法论》，载王保民主编：《立法法理学——立法学前沿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60页。
其与传统上指向法适用的法教义学之间，就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既然是法适用，法教义学的减负、总结、启发、融贯、传承诸功能，也就同样可以作用于立法过程。
Rechtsdogmatik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 Discussion with Law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ere may be a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Rechtsdogmatik of constitutional law. Traditionally, the School of Rechtsdogmatik focused on the judicial process.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s treated by them as a political process prior to the formation of norms. Therefore, Rechtsdogmatik can only play an auxiliary role in this process at most.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written constitutions has, in effect, required legislators to obey the norms in these constitution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conceptual areas relative to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aid law, the principles of Rechtsdogmatik of constitutional law set a sort of boundary control and also influence content formation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Despite this, the legislators are reserved a great margin of discretion by the constitutions. As far as the fact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re concerned, empirical studies can still contribute to this process by providing scientific evidence. 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science strongly depends on its cooperation with legal science because social science is in nature descriptive and lacks of normative values which are crucial to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Keywords: Legal Methodologies Empirical Studies in Legal Science Authorization by Constitution Margin of Discretion Fact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注释: 【注释】 *张翔，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对于立法的正确性的论证成功与否，决定着其在代议机关是否能够获得多数的支持，而这所依赖的也主要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立法理由。
高位阶规范对创设低位阶规范的规定不能过少，以至于相关行为不能再被视为法律适用。现代宪法既不允许超越于宪法之上的统治权限主体存在，也不允许超越于宪法之上的统治形式方式存在。
